*本文為2012年度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青年基金項目“唐宋時期佛教經藏插圖研究”（項目批准號：12YJC760109）階段性成果之一。
在敦煌藏經洞出土的佛教經卷中，有一種非常特殊的品類，是將《般若波羅蜜多心經》書寫成佛塔的形式，可稱之為塔形《心經》。這既是一種與眾不同的寫經形式，同時也是一種特殊的圖像——由文字組成的佛塔圖。
藏經洞所出塔形《心經》共四件，1907、1908 年，斯坦因（Marc Aurel Stein，1862—1943）與伯希和（Paul Pelliot，1878—1945）先後來到莫高窟，各自騙購到其中的兩件。這批特殊的敦煌寫經卷子現分藏於大英圖書館與法國國家圖書館，它們是：
S.4289《 心經》， 紙本，47 厘米×22 厘米，大英圖書館藏（圖1）[1]
S.5410《心經》，紙本，尺寸未詳，大英圖書館藏[2]
P.2168《心經》，紙本，74.9 厘米×29.9-30.1 厘米，法國國家圖書館藏（圖2）[3]
P.2731《心經》，紙本，99.1 厘米×29.4-30.2 厘米，法國國家圖書館藏[4]
1. S.4289 塔形《心經》，大英圖書館
2. P.2168 塔形《心經》，法國國家圖書館
伯希和在揀選敦煌文書時，訂立了幾個標準，其中佛教經卷選擇那些帶有寫經題記的、估計未入佛藏的，或者非漢文的經卷[5]。所有的塔形《心經》均沒有發願文等題記信息，並且顯然不符合伯希和所訂立的另外兩條標準，但他仍將其所見到的兩件經卷盡收囊中，想來是被塔形《心經》的特殊形式所吸引。然而遺憾的是，迄今對於這幾件特殊形制的寫經研究仍是空白。
一、塔形《心經》形式與經文讀法
這四件塔形《心經》形式大致相同，自上而下分頂部寶蓋、塔身和塔基三部分。頂部寶蓋部分由經題構成，與塔身拉開一定距離。頂端中間為“佛說”二字，右側寫“般若波羅”，左側寫“蜜多心經”，均自上而下書寫，三部分文字之間以朱紅色虛線相連。按其所書寫《心經》為玄奘（約600—664）譯本（649 年），玄奘本經題為“般若波羅蜜多心經”，並無“佛說”二字。現存的另五個唐譯本，以及已佚失的鳩摩羅什（344—413）譯本，經題亦無“佛說”[6]。只有北宋施護（？—1017）重譯時，經題才增加了這兩個字，名《佛說聖佛母般若波羅蜜多經》。因此可以判斷，塔形《心經》經題“佛說”二字是寫經者自行添加的。增加的這兩個字處於佛塔最頂端，在視覺上統領整部經文。有人認為頂部經題所模擬的是塔頂，但是它寬於臨近的兩層塔檐，而且與塔身明顯相分離，因此筆者認為它更像寶蓋。寶蓋是莊嚴具的一種，繪在畫面頂部，強調出供養者對塔形《心經》的供養行為，就像《妙法蓮華經·方便品》所說的那樣：“若人於塔廟，寶像及畫像，以華香幡蓋，敬心而供養。”[7]
玄奘譯本《心經》共260 字，這些文字構成了塔身和塔基。底部有7 行經文，每行12 字，從而形成了高大的矩形塔基。塔身五層，底層較高，由5 行文字構成，下面4 行左右各3 字，中空無字，代表塔門。首層塔檐最高大，共4 行文字，二至五層塔檐均由2 行文字構成，各行塔身僅有1 行，整個塔體更像不提供登臨的密檐式佛塔。此外塔檐和塔身寬度逐層變窄，從而形成了塔體的收分，比如二至塔身共由10 個字，以上各層逐層減少2 字，最終到五層減至4 字。塔頂上有“智”、“道”及“無”3字，形式猶若塔剎。這四件塔形《心經》的塔身（含塔剎）各由175 字構成。
塔形《心經》的另一大特徵是文字走向縱橫交錯，變化頗多，因而有論者將其稱之為“寶塔形回文佛說般若波羅蜜多心經”[8]。經文首字“觀”為塔基最上行右起第六字，然後向左下方依次寫出“自在菩薩行深”，每字之間用朱筆點出虛線，這時已寫到塔基左下角，爾後右轉寫出“般”字，再折向左上方寫“若”字，繼而垂直向上，寫出“波”字，再折向右上方寫“羅”字，復轉向上方寫“蜜”字，再折向右上方寫“多”字，最後左轉寫出“時”字。首句的14個字，共轉變了7 次方向。
如此頻繁轉向，然而整部塔形《心經》自始至終字字相連，沒有出現一處中斷，可見其構思之精審。經文從塔門下方開始，大致沿順時針方向前行，從塔基左下方開始，然後從塔門左側向上寫到塔身上半部，再逐步向下，從塔門右側位置回歸塔基部位，繼而再向上而行，如此經過三次從塔基到塔身及塔剎部位上下交替反复，最終經文填滿整個佛塔，仍結束到塔門下方的位置（英藏品省去了“訶”字），即實現了首、尾相連，令人不得不對其巧妙匠心所稱嘆。（圖3）此外，塔形《心經》中所有相連的文字間都用朱紅色虛線加以連接，使觀者誦讀起來順暢無礙。
3.塔形《心經》示意圖（數字為經文句序編號）
二、佛經與佛塔的形式關係
作為圖像和文字的完美結合，塔形寫經的產生一方面歸功於寫經者在形式上的精巧構思；另一方面，更重要的是，在佛教教義上它也完全符合佛經對於經典與佛塔關係的闡述。二者的關係，可分兩個方面加以論述。
其一，佛塔為安置舍利之所，佛經乃法身舍利。舍利有兩種：一是生身舍利（身骨舍利），二是法身舍利（法舍利、法頌舍利）。如義淨譯《浴佛功德經》雲：“我涅槃後，若欲供養此三身者，當供養舍利。然有二種：一者身骨舍利，二者法頌舍利。”[9]所謂法身舍利，指的就是佛經[10]。地婆訶羅譯《佛說造塔功德經》載：“爾時世尊告觀世音菩薩言：'善男子！若此現在諸天眾等，及未來世一切眾生，隨所在方未有塔處，能於其中建立之者，……於彼塔內藏掩如來所有捨利、發牙髭爪，下至一分；或置如來所有法藏十二部經，下至於一四句偈，其人功德如彼梵天，命終之後生於梵世。……'”[11] 經文明確指出，建造佛塔應置舍利，生身舍利（“發牙髭爪”）與法身舍利（“法藏十二部經”）隨一即可。《妙法蓮華經·法師品》也有類似的表述，釋迦對藥王說：“在在處處，若說、若讀、若誦、若書，若經卷所住處，皆應起七寶塔，極令高廣嚴飾，不須復安舍利。所以者何？此中已有如來全身。”[12] 這段話不僅證明“經卷”等同於舍利，而且更強調出，有經典處都應起塔供養。
其二，大乘佛教經典反复宣說，受持、讀誦佛經與建造、供養佛塔功德相同。與《心經》同屬“般若部”的《金剛經》多次表述這一思想：“隨說是經，乃至四句偈等，當知此處，一切世間、天人、阿修羅，皆應供養，如佛塔廟，何況有人盡能受持讀誦。”[13] 又云：“須菩提，在在處處，若有此經，一切世間、天、人、阿修羅，所應供養；當知此處則為是塔，皆應恭敬，作禮圍繞，以諸華香而散其處。”[14]《妙法蓮華經·分別功德品》也說：“阿逸多！是善男子、善女人，不須為我複起塔寺，及作僧坊、以四事供養眾僧。所以者何？是善男子、善女人，受持讀誦是經典者，為已起塔、造立僧坊、供養眾僧。則為以佛舍利起七寶塔，高廣漸小至於梵天，懸諸幡蓋及眾寶鈴，華、香、瓔珞，末香、塗香、燒香，眾鼓、伎樂，簫、笛、箜篌，種種舞戲，以妙音聲歌唄讚頌，則為於無量千萬億劫作是供養已。”[15] 這幾乎把“塔寺”和“經典”等同了起來。
三、英、法藏品的四個差異
以上是四件塔形《心經》的形式共性，倘進一步考察，則可發現它們之間也存在著細微差異。可分為兩組，大英圖書館藏品（S.4289、S.5410）和法國國家圖書館藏品（P.2168、P.2731）各為一組，兩組作品間存在四個顯著區別，分述如下。
首先，法藏作品完整抄錄了《心經》的260 個字，而英藏只有259 字，缺少經文結末尾“菩提薩婆訶”的“訶”字。前文已述，其塔身（含塔剎）部分由175 字構成，塔基共有7 行經文，每行12 字，可寫84 字，經文最末一字沒有位置可寫。法藏品中，寫經者在塔基最上行中間“觀”和“婆”兩字下方寫出一較小的“訶”字，保證了經文的完整性。
其次，兩件法藏塔形《心經》塔剎頂部處理很別緻，最頂端的“無”字取篆書寫法，以模擬塔剎。在篆書中，“無”字左右完全對稱，寫經者格外加長了頂上的橫劃，並使之向兩側斜向下垂，此外字上方還用朱紅色繪出摩尼寶珠，形式更加肖似，雖是文字，更像圖像。對比英藏品的塔剎部分，則無此特殊處理，“無”字仍以楷體書寫。
再次，法藏品中的文字，較英國藏品有更多變化。兩件法藏《心經》第三層塔檐左端“無無明”，以及第四層塔檐下行“亦無無明盡”兩句中，都出現兩個連續的“無”字，書寫者特意運用兩種不同寫法，先正（“無”）後俗（“無”），以避免雷同，這一處理手法也是英藏品所不具備的。
最後，英藏塔形《心經》中塔門中空，而兩件法藏品的塔門中則各繪出一身白描形式觀世音菩薩（觀自在菩薩）像。P.2168 繪觀音坐像（圖4），菩薩頭部略向左傾，天冠中有坐佛，雙手對稱置於胸前，結跏趺坐於蓮台上，後有頭光及身光。P.2731 則繪觀音立像（圖5），菩薩天冠中有化佛，背後有頭光，左手置於胸前，持楊柳枝，右手下垂，跣足立於蓮座上。比照莫高窟壁畫以及藏經洞出土絹畫，法藏塔形《心經》中的觀音像，與敦煌晚唐壁畫或絹畫中的菩薩形象非常接近。
4. P.2168 塔形《心經》觀音坐像
5. P.2731 塔形《心經》觀音立像
如上幾點，法國國家圖書館的兩件藏品經文完整、塔剎處理巧妙、文字避免雷同，且圖文相輔，可知其較大英圖書館藏品更臻成熟。此外，通過上述比較研究還可得出另兩個結論：第一，結合書法風格綜合判斷，法藏的P.2168和P.2731 兩件寫本必定是同一位書寫者所作，而英藏的S. 4289 與S.5410 寫本也可能同出一手。第二，根據經卷中的兩尊菩薩像造型以及書法風格，推測法國國家圖書館所藏的兩件塔形《心經》時代為晚唐。
敦煌塔形《心經》是迄今可知塔形寫經最早者，此後這種形式歷代不絕，且發展出現塔形《金剛經》、《阿彌陀經》、《藥師經》、《法華經》、 《楞嚴經》、《華嚴經》等經文篇幅長、佛塔造型複雜的大幅巨制，此外還出現了刺繡、緙絲工藝製作的經塔。
註釋：
[1] 黃永武主編：《敦煌寶藏》，第35 冊，新文豐出版公司，1986，第187 頁。
[2] 黃永武主編：《敦煌寶藏》第42 冊，新文豐出版公司，1986，第410 頁。
[3] 上海古籍出版社、法國國家圖書館編：《法國國家圖書館藏敦煌西域文獻》，第7 冊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8，彩圖七、第339 頁。
[4] 上海古籍出版社、法國國家圖書館編：《法國國家圖書館藏敦煌西域文獻》，第18 冊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1，第7 頁。
[5]榮新江：《敦煌學十八講》，北京大學出版社，2001，第72 頁。
[6] 鳩摩羅什譯本名《摩訶般若波羅蜜神咒》，又名《摩訶般若波羅蜜大明咒經》。玄奘譯本以外的幾個唐譯本分別是：法月譯《普遍智藏般若波羅蜜多心經》，般若、利言等譯《般若波羅蜜多心經》，智慧輪譯《般若波羅蜜多心經》，法成譯《般若波羅蜜多心經》，以及敦煌發現唐譯本（譯者失載）《唐梵翻對字音般若波羅蜜多心經》，以上譯本均收入《大正藏》第八卷。
[7]《大正藏》第九卷，頁9上。
[8] 同[3]。
[9]《大正藏》第十六卷，頁800 上。
[10] 劉淑芬：《中古的佛教與社會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8，第318 頁。
[11]《大正藏》第十六卷，頁801 上、中。
[12]《大正藏》第六卷，頁31 中。
[13]《大正藏》第八卷，頁750 上。
[14]《大正藏》第八卷，頁750 下。
[15]《大正藏》第六卷，頁45 中、下。
內容摘要
塔形寫經是一種特殊的寫經形式，始見於敦煌藏經洞晚唐遺珍。最初僅將260字的《心經》書寫成佛塔形狀。入宋後，無論是五千字餘的《金剛經》，還是六萬餘字的《法華經》，抑或六十萬字的《華嚴經》，都以這種特殊方式加以書寫，趙孟頫、文徵明、康熙、乾隆等曾參與其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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